從麗江三義機場驅車大約兩個多小時，就能來到一座名為華坪的小縣城。

    這里和其他偏遠山區的小城并沒有太大區別，沒有高樓大廈，沒有燈火璀璨，來自26個民族的百姓們在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維持著平靜而又普通的生活。

    今天楊守安和周清茹會來到這里并不是為了欣賞鯉魚河的壯麗風景，也沒有想過要到世界最大的芒果種植園品味瓜果之香。

    兩人一路無言，懷著敬仰之心穿過崎嶇的道路，去拜訪一座真正的“大山”。

    “楊總，周總，前面就是華坪女子高中了，這個點張校長應該還在上課，我們要不先到食堂吃個便飯，稍作休息再做安排。”

    開口說話的男人三十多歲，穿著白白凈凈的襯衫，受縣里指派全程負責安茹服飾和華坪女高共建活動的接待工作。

    小巴車里滿滿當當坐了十幾個人，除了楊守安和周清茹之外，還有公司里的多位核心員工。

    所有人都穿著樸素的運動服裝，云南的太陽才過半日就曬紅了臉頰，讓大家褪去了上海寫字樓的“精致得體”，多了些還淳返樸的味道。

    “沒關系，孩子們上課最重要，就先在校園里走走看看吧，說實話，能見到張校長已經是我們的榮幸了，可千萬別影響了學校正常的教學工作。”

    楊守安的話沒有半分“恭維”的意思，只因在他看來，待會要見到的這位張校長才是真正敢于向命運叫板的“時代楷模”，是屹立于群山中的“巾幗英雄”。

    今天這場拜會，可以說是蓄謀已久。

    隨著在全球范圍內的各項業務穩定增長，安茹服飾的運轉也趨向于標準化，作為創始人的楊守安和周清茹也終于有時間騰出手來，把心心念想要做的公益項目重新啟動。

    之前周清茹還在西菲爾集團工作的時候，負責過一個名為“山花爛漫”的項目，主要內容就是通過特色服裝的公益銷售來資助全國各地山區的留守女孩去完成學業。

    后來由于羅毅的干涉，她被迫退出了項目小組，整個計劃也因為缺乏資源支持而不了了之，就此成為了心中的一大遺憾。

    同樣作為從大山里走出來的孩子，多年來楊守安和周清茹一直想要通過自己的力量做些什么，但苦于當時的安茹羽翼未豐，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很多設想都沒能真正落地。

    如今安茹今非昔比，楊守安他們也終于有了幫助別人的能力，于是“山花爛漫”就成為了第一個被“復活”的公益項目。

    說來好笑，當初西菲爾搞了一大堆所謂“回報中國社會”的公益活動，結果到頭來連個商標都沒去注冊。

    楊守安和周清茹也不嫌棄，直接拿過來就用，一字未改，“山花爛漫”正式成為了安茹服飾推出的第一個全公益性質子品牌。

    品牌建立后，周清茹帶著幾個志同道合的設計師，把之前存在電腦里沒有上交給西菲爾的設計稿統統找了出來，依然以“山川大河”為核心元素，重新設計了一整個套系的服裝。

    阿四親自負責品控，全系列均使用安茹獨立創新的高科技面料，并且融合了多項傳統非遺技藝，在全渠道上市后立馬就引發了搶購熱潮。

    賬上有了錢，楊守安和周清茹就開始琢磨著怎么才能回饋大山，不僅僅是通過給慈善組織捐款，而是更加切實有效地為偏遠貧困山區里想要改變命運的孩子們做點什么。

    他們做了很多的嘗試，比如去山區投資建學校，比如成立專項公益基金定點資助山區孩童的學費等等。

    所有的努力都取得了效果，但由于經驗不足，期間也鬧出了不少烏龍和誤會，甚至在網絡上還流傳出了一些負面輿論，指責安茹就和之前那些外資企業一樣，打著做公益的旗號往自己臉上貼金，本質上就是利用國人的同情心來牟利。

    如此評價落在耳朵里，自然是讓大家伙都不好受，“山花爛漫”品牌的主要團隊更是士氣低落，所有人一時間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么做才是對的。

    后來在一次無意間和白鴿的閑聊中，楊守安和周清茹得知了在云南麗江的大山深處，有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中正在致力于幫助因為貧困和觀念不公而無法上學的女孩們。

    尤其是當聽到那句“我生來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巔俯視平庸的溝壑。我生來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偉人之肩藐視卑微的懦夫！”的誓詞后，兩人深深地為之震撼，并且萌生了想要找創辦這所女高的張校長“取經”的念頭。

    “或許以張校長的遠見卓識，能夠為‘山花爛漫’指出一條明路。”

    這是此時此刻坐在顛簸的小巴車上，看著窗外翠綠青山飛速掠過的楊守安最真實的想法。

    山里的落日總是那么鮮艷多彩，直到傍晚時分，楊守安一行才終于見到了張校長。

    她的身材并不挺拔，甚至有些瘦弱，戴著黑框眼鏡，穿的是已經褪了色的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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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清茹曾經在報紙上看到過對張校長的描述——“她的面相看著特別苦，又很慈悲，有點像菩薩。”

    如今親眼見到，才覺得這話說得極感性又極準確。

    這是一張布滿了風霜的臉，云貴高原的陽光讓它黝黑，無數次的蹙眉賦予它褶皺，一雙眼睛里又總寄托著憐憫與希冀，總像是流露著悲憫。

    還沒等張校長走近，楊守安就迎了上去，他把身子放得很低，一如當年在云陽村里攙扶著腿腳不好的老書記過河那樣。

    “不好意思啊，今天下午的課排滿了，讓你們等了這么長時間，都別站著了，快坐。”

    張校長的聲音有些沙啞，連走路的樣子也能看出身體并不好，但她還是盡力露出笑容，像家長一樣招呼著楊守安他們坐下。

    由于華坪縣里已經提前把安茹服飾的情況做了告知，所以會談進行得格外順利，張校長知無不言，把女高這些年發展的經驗傾囊相授，聽得安茹員工們連連點頭。

    楊守安和周清茹在度過了一開始的緊張后也打開了話匣，把“山花爛漫”現在遇到的困境直接和盤托出，尤其還說到網絡上的那些“惡語中傷”，言辭間的委屈竟是讓張校長都跟著感同身受。

    張校長并沒有直接回答楊守安的問題，而是講起了自己創辦華坪女高前的故事。

    那時候她還是民族中學的老師，在教學的過程中卻發現了一個現象，班里的女生經常讀到一半就不讀了，她覺得奇怪，于是就一個一個去山里找。

    在此過程中，她一次又一次見識到了大山中的貧窮和愚昧是多么可怕。

    有學生家里家徒四壁，父親酗酒，母親生病；有學生還未成年就被家里訂下婚事，準備出嫁；有學生臨近高考突然輟學，被扣在家里干活，弟弟卻被送到城里上學。

    更有極端的案例，女孩的媽媽在山里干活，被陌生男子拽了衣服，結果夫婦倆因羞恥感雙雙上吊自殺，留下兩個孩子成了孤兒。

    張校長又生氣又心痛，不顧自己剛大病初愈的身體，拼著命一邊教書一邊往回找孩子。

    而也是同一時期，扶貧先扶智的想法在她的心中愈演愈烈。

    “女孩子受教育的話，也許可以改變三代人”，這便是張校長創辦女高的初衷。

    為了籌錢辦學校，張校長跑去昆明“化緣”，她請工會的人將她的身份證、勞模證明、獲獎記錄、報紙報道都復印了，帶著資料上街募捐，或者說是“當街乞討”。

    路人不明所以，說她“好手好腳不干活，戴著眼鏡出來騙人”。

    在那四年間，她一邊迎著諸多的不解和難堪籌措資金，一邊學著接受身體逐漸患病衰弱的事實。

    華坪女高從建立之初就是一所全日制的寄宿學校，學生每周只有三小時的假期，每頓飯要在10分鐘內吃完，剩余的時間都用來學習。

    青春期的姑娘們在校的三年里需要剪齊耳短發，穿統一的紅色校服，玩手機聊閑天多數情況下都不被允許，偷偷藏零食是有可能被退學的大事。

    規則都是張校長制定的，學生們對這個嚴厲的校長又愛又怕，成績下降要被罵，不注意聽講要被罵，打掃衛生不認真也要被罵，膽子小的學生幾乎不敢抬頭跟她對視，遠遠看見她心里就開始打鼓。

    如此嚴格的管教自然帶來了“流言蜚語”，有人管女高叫“女子監獄”，有人覺得這種用時間換成績的做法過于偏激。

    社會上批評的聲音多了，就有領導找到張校長，說能不能換一種更加溫和的方式來管理學生。

    張校長從來不做解釋，只說早早結婚生子是多數大山女孩們既定的命運軌跡，而在女高里吃的這些“苦”，是唯一能夠挑戰并打破這種軌跡的鑰匙。

    十年如一日，拿著喇叭的她是嚴厲的校長，放下喇叭就變成了溫情的媽媽。

    張校長每年都會帶著新到學校的老師去家訪，一千多名學生的家庭，他們一家一家走。

    她早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觀察方法，順手掀開鍋蓋看看鍋里有啥，摸摸床上的被褥，再問問這家人收成如何，心里就有了數，只要是見沒有她自己過得好的，她都要管一管，有時候直接把身上的錢和衣服就留下了。

    “你們只管問心無愧，別人怎么說是別人的事情，大山和大山里的孩子一定會記住你們的善良。”

    這是張校長給楊守安和周清茹的建議，也是她輝煌一生的縮影，當清晨的陽光灑落在半山腰的華坪女高，那個握著喇叭的身影雖逐漸傴僂，但唱著《紅梅贊》的女孩們卻永遠年輕。

    山的外面并非只有高山，還會有蔚藍的海，壯麗的高樓大廈和光明的未來。

    返程的小巴車十分安靜，但所有人的心中都有著一股情緒在轟鳴。

    路很顛簸，但楊守安和周清茹緊緊握在一起的手卻始終未曾分開，女高學生們的今天又何嘗不是他們走過的來時路。

    不懼碾作塵，無意苦爭春，以怒放的生命，向世界表達倔強，他日驀然回首，必是山花爛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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