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呼蘭縣公安局的辦公室主任叫馬福林，當年53歲，此人也是半路出家，45歲時才轉行當的警察。
馬福林家里一共是四口人，除了妻子之外，還有一個大女兒和一個小兒子，由于女兒已經結婚了，并沒有和父母住在一起，而是住在他們隔壁的院子。
1987年10月27號深夜，蒙面人潛入馬福林家院子里，用第一次作案的撬門方式，摳下一塊門框之后，將馬福林家的房門從外面捅開了。
蒙面人進屋之后，用牛耳尖刀將馬福林夫婦和他們的兒子全部殺死，并拿走了馬福林的配槍，也就是說馬福林一家的遭遇，和之前的張富貴一家幾乎如出一轍。
不過這一次案犯卻非常高調，他在馬福林家的墻壁上留下了四個血字：呼蘭大俠。
其實呼蘭大俠這個代號，并不是在這里第一次出現的，而是呼蘭地區解放之前一個女盜賊的代號，此人總是蒙面行俠仗義，劫富濟貧，因此被老百姓稱為呼蘭大俠，但是從這一刻開始，這個代號易主了。
由于上一次作案留下了指紋，這次案犯避免再留下什么線索，選擇了破壞現場。
他把屋里水缸里的水全都倒在了地上，又把自來水的水龍頭打開，最后把院子里的幾只大鵝趕進了屋里，等到現場被發現的時候，早已經被破壞的一片狼藉。
馬福林的女兒因為睡在隔壁院子，這一次僥幸逃過了一劫，案發后她告訴警察，父親家院子里的兩臺自行車都不見了，這不免讓人推測，兇手究竟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案發一星期之后，在距離馬福林家六公里左右的鐵路大修段鍋爐房旁邊，有人發現了這兩臺自行車。
警方在這兩臺自行車上提取到了一枚陌生人的指紋，但是并不能和之前手槍上的指紋比對上，因此這兩臺自行車究竟是不是兇手騎過來的，還是兇手另有其人，最終也無法確認。
馬福林一家被殺之后，現場又留下了呼蘭大俠的名號，這個意圖大家都心知肚明，很明顯就是奔著挑釁警方來的。
為了盡快偵破此案，呼蘭警方將計就計，很快就為馬福林舉行了一場非常隆重的追悼會，除了追悼馬福林之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打擊兇手的囂張氣焰。
你不是專門奔著警察來的嗎，那我們就高調一點，看你有沒有膽子出現。
不過警方的目的并沒有實現，請君入甕的計劃落空了，呼蘭大俠并沒有出現。
但是追悼會結束之后，呼蘭大俠又開始出手了，這一次他的目標是一個看守所的管教。
這個管教姓賈，家里住的也是平房，呼蘭大俠還是用同樣的撬門方式，撬開了賈管教家里的房門。
但是這一次賈管教比較警覺，他聽到門外的聲音之后，還沒等案犯進屋，就起身打開了屋里的燈，外面的人見被發現了，轉身就逃離了現場。
賈管教發現門框被破壞的痕跡之后，馬上報了警，專家通過對現場痕跡的技術比對，發現門框被破壞的痕跡和之前那幾起案子一模一樣，由此判斷此案和之前的案子為同一人所為。
雖然此案沒有得手，但是接二連三發生的案子，已經在民間傳開了，而且各種傳言對警方的形象非常不利，此案也很快驚動了上級相關部門，上級做出明確指示，要求呼蘭警方務必全力破案。
但最終的結果卻事與愿違，警方不但沒有抓到人，呼蘭大俠反而開始頂風作案了，而且膽子越來越大。
1987年12月23號星期三下午四點鐘左右，呼蘭縣建國派出所民警朱凱帶了點禮品，準備去領導家走動走動。
朱凱當年33歲，同樣是半路轉行做的警察，剛剛工作兩年，因為馬上就要過年了，所以他帶了兩桶豆油，還有一只小雞和一兜子雞蛋，來到了呼蘭縣公安局局長家。
當年的公安局局長并沒有什么特殊的，和普通老百姓一樣，也是住的平房，而且他家住的還挺偏，門前的小路要經過一片小樹林。
朱凱騎著自行車來到了局長家門口，剛敲完大門，突然從旁邊樹林中跳出來一個人，舉起手槍對著他直接開了兩槍。
這一次兇手并沒有蒙面，因為此時剛剛下午四點多，天還沒有黑，如果蒙面在街上溜達，很容易被人懷疑。
朱凱身中兩槍之后，馬上意識到了自己很可能是遇上了呼蘭大俠，而且他很清楚自己應該是不行了，所以他在失去意識之前，把自己的配槍掏了出來，拼盡全力扔到了局長家院子里。
朱凱的目的很明確，既然自己難逃一死，那說什么也不能再把槍給丟了。
這一幕剛好被局長的大兒子看到了，他本來是聽到有人敲門，想要過來開門的，結果剛從屋里出來，就看到朱凱就被打倒了。
這小子二話不說，轉身回屋就取了一支獵槍出來，但此時兇手已經轉身跑進了樹林里，局長兒子對著樹林里開了兩槍，但是并沒有打到人，由于那邊朱凱的傷勢不明，他沒有繼續再追，而是趕緊回來救治傷員。
大家先是七手八腳的把朱凱送去了呼蘭縣醫院，但是由于當地的醫院條件有限，無法救治這么重的槍傷，只能轉院去哈爾濱，結果就在去哈爾濱的路上，朱凱就不治身亡了。
雖然接連發生了多起警察遇襲案，但眼瞅著就要過年了，就算發生天大的事，過年的傳統還是不能丟的。
呼蘭縣人民法院有一個法警叫劉永吉，當年30歲，他家也不例外，臘月二十八這天，劉永吉經過一天的采買，把年貨全都備齊了，但誰也沒想到的是，就在這天晚上，呼蘭大俠再次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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